疫情以來，許多人都嚐試過在家辦公。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很美好，沒車的不用再擠地鐵，有車的不用再找停車位，可以躺在床上辦公，可以邊煲劇邊辦公。

但很快，人們就發現不是這麽回事。因為雖然省下了通勤時間，但不等於多了摸魚時間，反而從996變成了007。甚至許多傳統行業，也通過遠程辦公變成了“互聯網企業”，反而讓人苦不堪言。

當然，在家辦公一直是許多人所追求的目標，在國外早已成為一種潮流。在美國超過八成的公司引入了遠程辦公製度，超過3000萬人在遠程辦公，占總工作人口的16% 至19%，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疫情期間的嚐試，並不能說明在家辦公有多糟糕，因為疫情居家帶來太多心理壓力，並投射於遠程辦公中。

相比之下，疫情終將過去，而人類追求自由的夢想永不消失，社畜對於辦公室格子間的痛恨，同樣不會消失。

但你在痛恨格子間的同時，有沒有想過格子間乃至辦公室是如何來的？前兩年有一本名叫《隔間：辦公室進化史》的書，就講述了人類的辦公室進化史。它追溯了現代社會辦公室文化的起源——一個個狹小、局促的立方隔間中上演了現代人一步一步地控製和束縛自己身體和行動、並逐漸變得心甘情願如此的曆史過程

它不僅從社會學、經濟學、建築學和管理學等多方麵視角來探討辦公室進化史，還引入大量的電影、小說文本：從米爾斯和大衛·裏斯曼的理論文本，到辛克萊·劉易斯諷刺美國實用主義的文學作品，到《桃色公寓》、《廣告狂人》等反映辦公室文化的著名影視作品，全麵展現美國戰後商業文化的發展和新階級的崛起。

他還在書中介紹了許多與辦公室有關的東西的誕生：立式文件櫃、吊頂、日光燈、電梯、錄音電話和人力資源部等。現代辦公室發展過程中的許多重要人物也紛紛登場，如空調的發明人凱瑟琳·吉布斯和辦公室隔間的設計者羅伯特·普羅斯特。

開放辦公室的概念真的來自監獄

在人類曆史上，辦公室這個概念一度很狹窄。工業革命之前，商人也好農民也好，都是在家工作。在西方世界裏，辦公室（office）的說法也還不流行。

到了19世紀，雖然“公司”概念早已存在，但大多數公司不過隻有幾個人，仍然屬於家庭式作坊，經營範圍離不開本地和周邊。辦事員主要負責簡單文書工作，在悶熱小房間裏處理事務。辦事員與雇主的關係也很緊密，辦公室空間史學家哈裏·布雷弗曼就曾形容，那時的辦事員是“助理經理，是隨從，是密友，是管理實習生，還是潛在的女婿人選”。

直到工業革命後，現代意義上的辦公室才真正出現並興起。鐵路網的鋪設，電報和電話等遠程通信的出現，讓此時的世界漸漸被連成一個大市場，作坊式企業也漸漸轉變為規模更大、更為細化的公司，否則就無法繼續經營下去。企業的辦事員也隨之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群體，進而形成一個相當特殊的階層。

《隔間》中提到，這個階層的身份一度十分特別。當時大工業生產是經濟重心，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正是社會最重要的兩極。辦事員階層呢？他們不像藍領工人那樣辛苦流汗，但也不像資本家那樣擁有獨立空間和優厚薪水，而是處於二者間的灰色地帶。他們始終懷有向上躍進的希望，卻也麵臨或想象著墜入底層的危險。在工人看來，辦事員們缺乏男子氣概，在資產階級看來，辦事員們則是偽精英，因此都將辦事員階層視為鄙視對象。

與此同時，固有的家庭式辦公室模式無法滿足需求，因此誕生了類似辦公室的場所。

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革新，也讓辦公室的興起有了技術支撐。1850年，蒸汽驅動的電梯發明，並於1871年應用於辦公樓。1872年，液壓電梯得以發明。1884年，支撐外牆的鋼骨架發明，1891年誕生了摩天大樓奠基之作——溫萊特大廈。伴隨著這一切，1890年到1910年，美國的辦公室工作者從216萬增至442萬，20年間翻了一倍。

寫字樓的誕生讓辦公環境大為改善，成為一個個商業帝國的行政中心，也為辦事員們提供了階層上升空間。

打字機、電話、錄音機等設備，讓工作效率越來越高，也讓人們的工作量越來越大。《隔間：辦公室進化史》中提到，在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筆下，“這些節省勞力的設備不給任何人節省勞力，除了老板”。

20世紀初，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裏克·泰勒的“泰勒主義”理念大行其道。泰勒崇尚按勞取酬，但顯然矯枉過正。他通過掐秒表的方式，統計不同員工做同一個步驟的平均速度，從而替每個環節訂下了“模塊標準速度”。但這種做法隻能適用於較為機械的崗位，但對於那些變化不定的崗位和工作需求，顯然無法適用。最搞笑的是，連泰勒自己都無法應付這些變化不定的崗位，因為要計算這些崗位的工作時間，必須雇傭更多的人來掐秒表，成本實在太高。

他的辦公室理念也很像工廠流水線，將辦公室設計成開闊空間，管理者可以在高處的玻璃辦公室監視每個員工的動態。1915年，一款叫做“現代效率辦公桌”的桌子誕生。普通員工被迫開始使用這種沒有任何遮擋的金屬麵桌子，他和文件均暴露在辦公室中，無處可藏。

這種最早的“開放式辦公室”，據說靈感來自英國哲學家傑裏米·邊沁提出的“圓形監獄”構想。這種監獄由一個中央塔樓和四周環形的囚室組成，監視者不露麵就能觀察囚犯的一舉一動。

它的核心價值就是提高生產效率，對於個體隱私和價值完全不在意。就如福柯所說，司法懲罰和監視技術擴散到社會肌體裏，社會形成了一係列的監獄群島，工廠和辦公室也不例外。

當時的辦公室，甚至禁止擺放家庭照片、植物和圖畫，因為公司希望員工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所以你看，為什麽香蕉三级片這麽討厭開放式辦公室？因為從一開始它就是按監獄來設計的。

二戰後，“泰勒主義”退潮，格子間粉墨登場。當然，這也跟全球化分工有關，工業化大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東南亞和東亞轉移，西方社會開始去工業化進程，服務業占比越來越大。1951年，白領階層數量在勞動力市場上達到了50%。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被認為是“知識工作者”，盡管工作仍然枯燥，但早期的辦事員們仍然實現了階層的上升，步入中產階級序列。1951年，社會學家米爾斯完成研究作品《白領》時，白領的比例已接近全美勞動力市場的五成。

1964年，美國設計師羅伯特·普羅普斯特設計出了一款“行動式辦公室”，其理念在於鼓勵員工運動起來，而非固定在工位上。它最初是一個六邊形的空間，因為職員偶爾需要站起來跟同事進行頭腦風暴，所以設計了可折疊起來的靠牆辦公桌。六邊形空間的一側是供員工演練思想的黑板，另一側還有小小的咖啡圓桌台。這個設計其實滿足了一切辦公室人員可能需要的活動狀態，為其提供舒適的行動空間。普羅普斯特充分認識到，辦公室工作已經不再隻是一項機械的文書工作，而是知識工作者相互之間發生智力碰撞並孕育出各種奇妙想法的工作，因而需要配以更靈活的設計。

但由於價格高昂，這款辦公桌在市場遭遇慘敗。1968年，他推出第二款“行動式辦公室”，使用隔板來劃分空間，這便是格子間的雛形，迅速獲得市場肯定。

有趣的是，雖然現在的人們特別討厭格子間，認為它束縛了創造力，但當它最初誕生時，人們反而很喜歡它，因為它提供了更多的個人空間。

但很快，人們就對格子間產生了厭惡。1997年和2003年的各一份調研報告都指向同一事實：“在全部的辦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間辦公者對自身工作環境最為不滿”。

為什麽人們討厭格子間

人們一開始之所以會對格子間有好感，其實是因為對比，畢竟之前的工作體驗太差。

上世紀50年代，企業大幅擴張，架構愈發複雜，企業官僚主義也隨之而生，與之相對應的蜂巢式辦公室也越來越流行。但在上世紀60年代後，各種新思潮顛覆了固有認知，人們通過性解放、反戰等各種運動，呼喚自由。與之相對應，企業也開始注重員工的自我實現，並試圖設計自由開放式的辦公室模式。

在這種思路下誕生的格子間，相比過往，卻是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員工。格子間符合人體運動原理，員工可以隨手拿到各種工作用具。同時，員工之間的溝通沒有明顯障礙，但有因為隔板的存在，確保了一定隱私，也避免過度社交。

但問題是，烏托邦式的構想最終總會變味，格子間也不會例外。因為格子間的隔板增加了大量辦公物料成本，資本方並不願意過大投入。最初的格子間，桌子有較大的弧度，因此也有較大空間。但為了節省空間，許多企業將弧度越縮越小，直至變成90度直角。隔間的那三麵牆，原意是為辦公者提供自主和自由，卻逐漸演變成一個能在更少空間塞入更多員工的狹小區域。

根據《商業周刊》1997年的一篇社論，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隔間的平均尺寸減小了25%到50%。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激發《商業周刊》編輯部撰寫這篇社論的原因是他們“獲悉編輯部大部分員工將在一年到兩年內失去私人辦公室”。“這促使香蕉三级片仔細調研起隔間來，”他們寫道，“全國4500萬白領工人中大概有3500萬已經在隔間中工作了。”《商業周刊》半開玩笑地說，按這個速度發展，等到2097年，平均每個隔間也就0.74平方米了。

這個狹小空間顯然無法帶來什麽個性化體驗，雇主隻希望用盡量小的空間，塞盡量多的人進去。雖然有隔板，但無法阻隔噪音，反而讓社交尺度變得更尷尬。（待續）*

注：原文到此為上篇，下篇從以下開始。

接著昨天的，香蕉三级片繼續聊令人痛恨的辦公室格子間。

原本為自由靈活而設計的格子間，變成了一個個單人牢房，並不比工廠流水線的工位好多少。

更重要的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大部分人終其一生都無法看到自己所從事工作的全貌，每個人隻知道自己的工序。這種情況會讓人的成就感大大降低甚至消失，重複勞動更會讓人們厭煩工作、信心大減。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困在一個小格子裏，情況可想而知。尼基爾‧薩瓦爾寫道：

“隔間把人們拉得足夠近，以至於產生了嚴重的社交厭煩症；隔間也把人們分開，讓人們無法切身感覺到大家是坐在一起工作的。隔間給人們帶來了隱私和社交的危害麵，卻沒有帶來兩者的好處。隔間壞到所有人都不想它被拆掉；這三麵隔牆，也算是提供了某種心理上的家園，人們可以將其視作自己的領地。所有這一切都加強了辦公室員工內心的狂亂和孤獨。”

搞笑的是，有人戲劇性地將隔間和監獄進行了比較。給此種類比提供依據的是，在諸如德克薩斯州等地區，監獄係統處理過分擁擠的方法，就是仿照滿是隔間的開放式辦公室，來重新設計監獄。有著典型20世紀90年代特色名字的尤尼克公司（Unicor，組合式的名字往往是並購後的結果）雇用監獄犯人來製造隔間的牆板，有時候還生產隔間裏麵用的椅子。到了晚上，當白領們離開隔間回到家中時，這些犯人卻是離開生產車間回到監獄的“隔間”裏。

從美學角度來說，格子間也是一種巨大的破壞。正如《隔間》中所言：

“把令人歎為觀止的高樓分隔成平庸的小辦公室的行為，體現出摩天大樓內外的悖論，哪怕是沙利文的‘藝術思考’版本也未能幸免。大樓基於對辦公單元(即‘巢室’)的標準化處理，‘因為它們本來就該一模一樣啊’。一間間的標準化‘巢室’複製疊加，直至填滿整個大樓空間。在這個過程中，包含大樓基本結構的建築平麵圖也隨之生成。沿著大樓上上下下‘不定數地’複製樓層，每層樓也差不多一模一樣。”

這種複製本質也是辦公室等級製度的延伸

“辦公室分割成了一個個的部門，部門又按等級分成經理和辦事員。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工作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也越來越無趣了。像他們千方百計想擺脫的流水線工作一樣，辦公室白領們發現自己也成了流水線上的一員。”

資本則是格子間背後的力量。格子間之所以幾乎被全世界摩天大樓采用，並非迎合某個特定公司的需求，而是為了能夠適用於任何一家公司。對於資本而言，格子間設置的好處是任何組織機構都可以毫不費力地搬進或搬出，給租賃減少了成本。

哪怕再恨格子間，大多數人也不敢失去格子間

尼基爾‧薩瓦爾在《隔間》中曾寫道：

“對於一名員工來說，失去辦公室之時，就是他收到麻煩來臨最明確的信號之時。‘當我回到總部辦公室的時候，’一名柯達員工回憶1980年代大規模裁員期間時說，‘我就知道公司是真的發生了變化。我在德克薩斯州的辦公室跟家裏的起居室一樣大，我的秘書在門外還有獨立辦公室。而當我回到羅徹斯特（Rochester）的時候，我隻有一個辦公隔間。我能聽到隔壁兩個工位的人的聲音，也能聽到坐在附近的秘書的聲音。’彼得斯和沃特曼，以及大內或許會辯稱，對於美國經濟新近的競爭局麵，放開、開放的辦公格局是更為合適的。然而，公司的做法卻是給少數特權精英保留為數不多的獨立辦公室，然後把剩下的所有人擠進格子間。”

在大多數辦公樓中，人們爭取從格子間搬到大班桌和獨立辦公室，很少有人能接受反過來的情況。

即使辦公室和格子間再無聊，人們也很難離開這令人乏味的體麵感。因為，這裏有各種關於中產階級的美好形容，有各種關於穩步向上爬升的職業承諾。辦公室帶給人們對於職業發展的持續希望，和對穩定體麵生活的保證，是其他任何工作場所都無法企及的。

其實，從上世紀初期開始，辦公室就成為美國乃至全世界職業生活方麵最具烏托邦精神的理念與情感的策源地之一。人們對於職業的幻想，多半與辦公室有關，從格子間到獨立辦公室，幾乎是幻想中最常見的職業路徑。即使，“白領的故事就是有關自由和升遷承諾的故事，隻不過這自由和升遷的承諾一次又一次地沒被兌現。”

遠程辦公或開放式辦公真的美好嗎

1973年，NASA工程師Jack Nilles正式提出了“遠程辦公”概念，Telecommuting是telecom（電訊）和commuting（通勤）的合成詞，含義不言而喻。

當然，遠程辦公並非新派公司的首選。上世紀末，互聯網泡沫帶來了狂熱幻想，矽穀作為時代大潮的引領者，員工高度流動，自由思潮洶湧，成為希望之地。矽穀的公司們對格子間以及其背後隱藏的等級秩序進行了顛覆，大量采用如完全開放無隔間無固定座位的流動辦公室。比如蘋果公司的“個人洞穴加公共區域”，英特爾的辦公空間一律平等。而且，設計師們把辦公室變得越來越不像辦公室，不但可以工作，還可以玩耍、購物、健身、洗澡、遛狗、做飯、帶孩子……

當然，這個場景很諷刺，因為人們在折騰了幾十年之後，又回到了開放式空間這個起點。

穀歌的辦公室設計腦洞最大，它全球的幾十個辦公區都極具特色，員工可以在熱帶雨林裏寫代碼，在雞蛋殼或浴缸裏休息，在辦公室裏滑滑梯，在吊床裏頭腦風暴，在酒窖裏邊品酒邊工作……

但正如《隔間》中所寫的那樣，拉近了看，就會發現畫麵並沒有那麽美好。照搬工廠車間的模式，使得辦公室工作也變成了麻木的重複性勞作。互聯網公司最初標榜的是“享受工作”，但它越來越像個陰謀——它們打造了一個如家一般舒適自在的環境吸引你進來工作，目的卻是進一步迫使你將工作等同於生活，並理所應當地要求你做得更好。

而且，開放空間讓人無隱私感，加上空間流動性太強，導致大家溝通隻流於表麵，人和人之間因為空間的固定性而形成的穩定關係被打破。

許多現代主義建築設計師將牆壁和隔間視為法西斯式設計，在他們看來，開放式辦公室寬敞自由的形態能為人們創造民主的工作環境，租上海寫字樓的網站但事實證明，大多數使用開放式辦公室設計的公司並沒有這個念頭。

“無領地辦公”一度成為流行，借助家用計算機的普及、電子郵件技術的成熟，越來越多的個體選擇在家、在咖啡館等場所辦公。“他們中有雜誌編輯、廣告設計、媒體寫手、廣告文案策劃、書稿翻譯、網站程序員等，知識經濟和信息工業時代的到來為他們創造更多自由、獨立、隨性且不失效率的就業方式”。“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在中國被當成小資話語，其實非常狹隘，它最初就是無領地辦公的最佳宣傳語，因為正是星巴克掌舵者官霍華德·舒爾茨提出了“第三空間”的概念，要打造一個供顧客休息、閱讀、思考、寫作、交談甚至發呆的地方。但無領地辦公背後的自由職業體係，始終存在財務不穩定、沒有福利和工作過程缺乏社交等問題。

遠程辦公呢？有句話說得好：“工業革命將人們趕到辦公室，而數字革命又將他們趕回家去”，不過，這個過程似乎也很波折。

1979年，IBM為了節省辦公室空間，就讓5名員工在家安裝綠屏終端機用來辦公，開創跨國大企業在家辦公的先河。但在2017年，它將員工召回辦公室，如果不接受就離職，引發巨大爭議，甚至被視為變相裁員。

當時，IBM在全球173個國家的38.6萬員工中，有40%是遠程辦公，為IBM節省了近580萬平方米的辦公空間，省下的成本約為20億美元。可是在遠程通信和協作更為便捷的時候，IBM卻取消了遠程辦公。IBM的說法是，遠程辦公模式已經無法跟上軟件開發和線上營銷的節奏，及時響應客戶需求。

當然，在家辦公的人還是越來越多，2018年，美國已經有3.4%的勞動人口，約470萬人至少有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有16%的公司在實施全員遠程辦公。同時，全職遠程辦公者的滿意度比到公司上班的人高出22%，83％的受訪者認為遠程辦公能讓他們更快樂，遠程辦公者的離職率也更低。

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期間，遠程辦公簡直是企業福音，不少公司正是通過遠程辦公縮減成本活了下來，疫情期間更是如此。

當然，負麵效應也存在，調查顯示，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維持員工士氣是一個巨大挑戰，尤其是那些擁有500名以上員工的公司。“員工在家中工作效率其實很高，但十分缺少‘社區意識’和‘相互聯結感’”。

未來將會怎樣

人類與辦公室的戰爭，百年來從未停息，未來也不會終止。

《隔間》中寫道：

“人被生下來，並不是為了待在狹小的隔間內，對著計算機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但現實卻是，所謂白領，隻不過是為了體麵生活不得不放棄其他追求的人們。一代又一代打工人，在狹小格子間裏度過人生2/3的時光，在處處是天花板和隔離牆的空間裏機械地重複著敲擊鍵盤。

人類對辦公室的觀感，本質上還是對工作的觀感。格子間的廣泛使用，其實意味著“普遍性、公共性、均質性、速度和效率成了這個時代辦公建築設計的最高價值和準則，而人的情感、想象、直覺受到了壓抑，生活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也被消弭”。

所以，真正理想的辦公室，理應讓人身心愉悅，從“組織人”回歸“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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